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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渎职罪的认定 ——以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改革为背景 - 文化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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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渎职罪的认定 ——以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改革为背景

2017-01-16 11:18浏览数:8703

法官渎职罪的认定

——以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改革为背景

作者:朱杰  余陈洋


论文提要:

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渴求同时导致了对司法腐败格外憎恶,杜绝司法腐败无疑司法改革走向成功必须攻克的堡垒,但审判权的运行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就无法确保法官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完全正确,所以理清法官工作合理失误与渎职犯罪的区别,理所当然成为兼顾司法廉洁与法官职业安全的核心。司法改革背景下,“让审理者裁判,裁判罪负责”的案件审理、定案机制已成为司法权力运行的新模式,但司法权被下放到合议庭、主审法官处后,如何保障司法权力不被滥用将会成为一个新问题。法官渎职是司法腐败常出现的形式,弄清如何判断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过程中的合理失误与渎职犯罪,一方面有利于有效制约审判权被滥用,一方面能为法官们划出明确的职权行使区间,保护法官职业安全。本文出一个法官被指控犯玩忽职守罪的热点案件入手,结合法官渎职犯罪的具体罪名解析,构建法官渎职犯罪的常规形态,起到预防审判权被滥用、保障法官独立安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多重效果,未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修改提供参考。

前言:较之道德、习惯、公序良俗,司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司法权正确被行使,才能发挥司法活动稳定社会秩序、引领社会价值导向的功能。而审判权是司法权的重中之重,是司法程序、司法活动的核心和主导,如何保障审判权合理运行,是司法权有效运行的关键。弗朗西斯·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十次犯罪危害犹烈,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污染了水源。”司法腐败中的法官腐败无疑是对司法廉洁性的重大打击,其中法官的贪污贿赂犯罪与其他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上区别不大,而法官的渎职类犯罪则具有一定特殊性、专业性,破坏的是审判活动的公正、效率与司法廉洁形象。由于审判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法律也赋予了法官应有的自由裁量权,所以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认定存在很多疑难问题,如何能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同的同时,在自由裁量与工作失误、渎职犯罪之间分清泾渭?如何在严厉打击司法腐败的同时保障法官职业安全感、保障审判权平稳运行?本文将试以探讨。

一、法官因判决入罪案件引发的思考

王桂荣,女,1998年6月至2008年6月任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2002年,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检察院将于某某诈骗案向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王桂荣作为本案主审法官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审理后合议庭对被告人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出现的争议,遂将该案提交该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委会决定就本案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 12月31日周口市中院书面答复:于某某行为构成诈骗罪。据此合议庭重新合议,形成的统一意见是以诈骗罪判处于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日向川汇区法院审委会汇报,审委会讨论后同意合议庭意见,随后该院以被告人于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于某某不服提出上诉,周口市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7年5月14日,经周口市中院院长发现并经该院审委会讨论,决定本案进入再审,并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于某某无罪,2007年6月29日无罪释放, 2010年9月7日,河南省高院国家赔偿委员会以于某某被错误羁押2084天为由,决定由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其20余万元。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检察院随即以玩忽职守罪对王桂荣立案侦查,王桂荣主动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舞阳检察院就王桂荣玩忽职守案向舞阳法院提起公诉,舞阳县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桂荣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对其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以王桂荣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法官王桂荣因办理的刑事案件被改判而入罪,在审判实务界形成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讨论,该案的处理结果也在法官群体内部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大家不仅要问,即使法官没有徇私、受贿,由于工作失误导致案件被改判也会被认定为渎职?该案经过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决定以及上级法院书面答复才得以定案,王桂荣的错误认识难道能瞒天过海?该案是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根据二审全面审查原则只处罚一审主审法官是否有失偏颇?相信王桂荣案终审判决会就这些疑问作出合理解答。

二、法条梳理——涉及审判人员的职务犯罪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审判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职务犯罪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一般职务犯罪罪名,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玩忽职守等等。第二类为特殊职务犯罪罪名,包括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徇私枉法罪,专门针对审判人员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本文讨论的渎职类犯罪主要包括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三个罪名。

玩忽职守罪是职务犯罪中的一般罪名,在此对该罪名的设立过程不多作陈述,而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就存在一个演化过程。我国79《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徇私舞弊罪”,具体规定是:“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作枉法裁判的,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罪名只对办理刑事案件中的枉法裁判行为进行了规定,而并未涉及民事、行政案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的形式将该罪名进行了补充,内容是:“审判人员在审判民事案件、经济纠纷过程中,徇私舞弊,故意颠倒黑白作枉法裁判,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88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批复将民事案件枉法裁判纳入犯罪,但未涉及行政案件,且以批复的形式将刑法罪名扩大解释,有类推的嫌疑。我国97年《刑法》大修中,在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增加了第二款:“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我国刑法中针对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业务部门的渎职犯罪体系才正式确立。

我国现行刑法沿用了97刑法的体系,但对犯罪的具体表述上进行了微调,刑事审判方面,根据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处列举的犯罪客观表现形态有三种情况,其中第三种“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即为针对法官办理刑事案件时构成犯罪的情形,罪名确定为“徇私枉法罪”。

民事、行政审判方面,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罪名确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同时该法条第三款还对执行活动中的渎职犯罪进行了规定,不是本文讨论内容。

分析上述法条,我们发现刑事案件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存在的共同点,即: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同时,两个罪名间存在两点区别,第一,刑事案件徇私枉法罪要求行为人有徇私、徇情的主观故意,本罪在犯罪主观方面分为“徇私”和“徇情”两种情况,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没有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第二,刑事案件徇私枉法罪为行为犯,作出枉法裁判行为即构成犯罪,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要求情节严重才能构成本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案例中的王桂兰,即系在作为法官办理的刑事案件被改判,但无证据证明其有徇私、徇情的主观故意,一审则以玩忽职守罪对其定罪量刑,本罪的核心是判决结果错误。

三、自由裁量的边界——工作失误与犯罪的区别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法律事实要件确定的情况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法学院教授、最高法院法官巴拉克说:“自由裁量权是在两个或更多的可选择项之间作出选择的权力,其中每一个可选择项皆是合法的。”法官自由裁量的核心精神是“选择合法”,法官办案过程中涉及很多的自由裁量权,如刑事案件证据的采纳、具体刑期的确定,民事案件过错的划分、违约金比例的确定,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认定等,都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一定的选择权,其他如合议庭成员、庭审排期等选择也可以纳入广义自由裁量权范围。

然而,自由裁量本质上是一种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具有合法性,但客观来讲谁都无法完全保证选择结果的绝对正确。以重庆市为例,根据重庆市高院2015年《人大工作报告》,全市2015年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26307件、民商事案件369891件、行政案件9756件,共计405954件,而一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为0.59%,意味着全重庆市三级法院改判发回重审案件超过两千件。诚然,发改案件中有很多案件是因发现新的证据、法律发生变化等不可归责于一审的事由,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发改案件是基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等原因,那么办理这些案件的法官是否都有渎职犯罪的嫌疑呢?下面我们从不同罪名的犯罪构成上试划分出法官渎职犯罪与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界限。

(一)徇私枉法罪的认定

(1)本罪的主体 。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体是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包括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刑事审判人员、监管人员。其中刑事审判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罪时,审判人员应作广义上的理解。 首先,应包主审法官、合议庭组成人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等不具有审判资格的司法辅助人员不能单独构成本罪,但可与其他审判人员构成本罪的共同犯罪;其次,作出枉法裁判法院的庭长、审委会委员、院长及上级法院领导等不直接审理案件但对案件有决定权的人,如果在刑事审判案件中徇私情通过各种手段插手个案,联合或迫使主审法官作出枉法裁判,可以构成本罪。1

(2)主观方面。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的“徇私”、“徇情”是徇私枉法犯罪的主观动机。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而且是直接故意。笔者认为此处的“徇私”的含义是指谋取私利,包括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徇情”是指审判中掺杂私情且影响判决结果,包括亲情、友情、爱情、个人恩情等等2。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本罪中的“徇私”、“徇情”不仅指司法工作人员作为单个自然人的私情,同时也包括某些单位内部多人组成的“小利益集团”的私情。这些“小利益集团”打着为国家、集体的名义而徇小团体之私,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社会危害性,这种行为更应作为徇私枉法犯罪进行打击。第二,本罪中的“徇私、徇情”作为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在认定本罪时,除查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以外,还须查明其动机是出于徇私、徇情3。本法条规定的“有罪的人”如何理解,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此处“有罪的人”是指事后被判决确定有罪的人,如果行为人故意包庇的人事后被认定无罪,则不构成本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此处“有罪的人”是指涉嫌犯罪的人,行为人只要故意包庇涉嫌犯罪的人就构成犯罪,而不限于最终被裁决为犯罪的人。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判决都不能被确定有罪,这是刑事诉讼无罪推定的重要原则,如果要求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法官在审判前就预先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在再判断包庇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可能会影响无罪推定精神的适用,且法官包庇被告人的行为即已亵渎法官职业,被包庇的人最后是否有罪不影响亵渎司法的本质。4因此,本法规定的有罪的人应指“可能犯罪人”,即使行为人包庇的对象不构成犯罪,包庇者也应当为其亵渎司法的行为受到制裁。

(3)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司法公信力,即司法机关的廉洁形象。

(4)客观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徇私枉法罪的行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中“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涉及法官职权,一般认为该法条具体指的是: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公开地不依据已经查清的案件的客观事实和法律的明文规定进行判决或裁定,或者故意歪曲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判决或裁定。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量刑畸轻或畸重是否是徇私枉法行为。量刑工作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但明显的轻罪重判、重罪轻判也是一种违反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行为,如果该行为是在徇私情的动机支配下实施的,则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如法官因与某个人有矛盾而重判其亲属,因对某个群体有好感而轻判其成员等,都是徇私枉法行为。

(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犯罪构成上与徇私枉法罪颇为类似,犯罪主体即为徇私枉法罪中审判活动中的审判人员,侵犯的客体与徇私枉法罪一致,但在犯罪主观方面和客观行为上存在差别。

(1)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方面仍为故意犯罪,即明知自己的行使裁判职权的行为违背事实和法律,会破坏审判活动的公正性,还追求或者放任枉法裁判的发生。与徇私枉法罪不同的是,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的动机可能是徇私情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也可能没有能查明的具体原因,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故意作出枉法裁判即可构成本罪。行为人徇私情虽不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定从重处罚。

(2)客观行为。根据法条规定,本罪的犯罪客观上表现为“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该法条的适用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笔者认为此处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应作广义理解。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由受理立案、开庭审理和执行三个环节的程序组成,这是一个按序推进、环环相扣的过程。5审判活动包含民事、行政案件从立案、分案、庭审、宣判的每一个环节,只要这些环节中出现的裁判,哪怕是程序性裁定都应当合法公正,都不允许作出枉法裁判。

第二,调解书不宜纳入本罪调整范围。有学者认为,枉法调解与枉法裁判在危害性质上并无实质的不同,枉法调解也可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6。笔者不同意该观点,在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审判人员可以在基于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主持调解。虽然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官主持调解时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程序,偏袒当事一方或帮助一方当事人伪造、变造证据向另一方施加压力,从而强迫对方接受调解条件的情况存在,但根据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枉法裁判罪”本质上指的仍为判决和裁定,调解书属本法调整的范围,且调解协议的生效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签字,调解书的生效是基于签收法律文书,双方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均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不应过分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即使调解过程可能存在欺诈、胁迫,也可以通过申请再审、行使撤销权等方式救济。所以根据现行法律其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行政调解书不是本罪审查、调整的范围,但根据近年来民事、行政案件调解活动中出现的乱象,建议尽快通过修法的形式将枉法调解纳入刑法打击的范畴。

第三,注意“情节严重”的内涵、外延。情节严重是构成本罪的构成要件,意味着并非所有枉法裁判行为都适用刑法介入调整,而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刑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列举的七项应予立案的情形,此处的情节严重包括:造成一定严重后果、徇私、循利或有伪造、变造证据、串通当事人作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录等情节的。但该立案标准的规定毕竟不宜直接指导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制定相应的裁判标准。

综上可知,法官办理刑事案件时犯徇私枉法罪的核心要件是主观上有“徇私”的故意,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构成枉法裁判罪的核心要件是“情节严重”,而两罪名共同的客观表现是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

那么何种情况下法官办理案件构成玩忽职守罪呢?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本罪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犯罪,法官故意作出枉法裁判不构成本罪,客观行为表现为给国家和人们造成重大损失,此处的重大损失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之规定,总体而言要求损失比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更严重才能入罪,本罪是更为典型的结果犯。综合而言,法官构成玩忽职守罪和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共同点是裁判结果出现错误,不同的是构成玩忽职守罪要求主观上不能为故意,造成的损失结果各不相同。司法实践中间接故意与过失这两种主观形态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刑事法官渎职犯罪中,一般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起点刑较轻玩忽职守罪;但《根据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十万或间接损失五十万构成犯罪,而根据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玩忽职守要求造成损失三十万元才能入罪,如果难以认定主观方面为故意而认定玩忽职守罪,则可能因为损失达不到三十万元而不能入罪,此处存在立法技术性矛盾。同时民事、行政法律关系存在较强的可修修复性,要判断造成的具体损失缺乏客观标准,所以玩忽职守罪在民事、行政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几率非常低。

四、预防与保护——法官惩戒与职业安全保障

“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是本轮司法改革中涉及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方向,此举的根据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但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同时如何兼顾预防惩治司法腐败呢?将审判权力下放是否能真正杜绝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审判权力下放之后又如何来制约?都是下一阶段我们应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定案制度中,裁判者什么情况下应该负责,负什么责是保持司法廉洁和法官职业安全之平衡的核心问题。7根据法官渎职犯罪各个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要通过严格区分自由裁量与滥用审判权、严格区分正常工作失误与枉法裁判,来保障法官职业安全。

(一)改革诉讼制度,提升司法透明度

法官渎职犯罪之所以有生存的土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官行使审判权时仍有暗箱操作的空间。我国三大诉讼法均建立了公开审判的制度,但实践中该项制度执行非常不到位,司法公开不仅是庭审活动的公开,更应该是司法程序的全面公开,包括立案、排期、庭审、执行等各个程序的流转、节点,都应让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将案件审理过程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仅有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更能迫使法官的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增强责任感,消除法官暗箱操作案件审理的侥幸心理。目前我国已全面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制度,未来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审判公开精神全面细化到审判各个环节,主动将审判权至于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清除司法腐败滋生的空间。

(二)统一渎职犯罪追诉标准,明确犯罪界限

刑事案件和民事、行政案件调整对象和法律价值存在本质区别,刑事案件审理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权,对刑事案件中的徇私枉法行为的处罚重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枉法裁判,这一原则应当坚持,但最高法院应制定专门指导审判的司法解释来确定这两个罪名具体的入罪标准。法官构成玩忽职守罪时,存在法律应用不合理之处,刑事法官构成玩忽职守罪要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司法解释中也着重强调的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而刑事案件办理错误的后果不仅可能让无罪的人受到打击,也可能让有罪的人逃脱惩罚,一些错误判决的案件可能并不涉及国家赔偿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玩忽职守罪无法完全囊括法官过失渎职的所有情形。这样就可能造成刑事法官不敢下判“宁纵不枉”,对拿不准的案件“明哲保身”一律倾向于无罪,同样不是公正司法所要追求的现象。民事、行政案件由于存在执行回转的可能,错案造成的损失缺乏计算标准,也存在适用困难。所以笔者建议,不宜将法官过失渎职犯罪以玩忽职守罪处罚,建议增设《刑法》罪名,专门针对法官过失导致办理案件结果错误进行入罪,同时通过司法解释,将法官渎职犯罪的故意形态和过失形态分别的入罪标准进行详细规定。

(三)建立科学的审判管理体系,明确法官权责

贯彻“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指导思想,建立主审法官负责制为主,定案者负责为辅的综合问责体系。具体为:作出生效判决的法官对案件负主要责任;独任制审判的案件,主审法官对全案负责;合议制审理的案件主审法官对案件审判程序、事实认定、证据采纳、法律适用全面把关负责,对于案件中存在争议的部分要进行合理归纳提交合议庭评议决定,合议庭其他成员不负责任的随意附和主审法官或形成多数意见反对主审法官意见而导致案件错误的应承担责任8;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除非有证据证明合议庭恶意违背诉讼程序、故意隐瞒案件基本事实、证据而导致错判的,审判委员会应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承担责任;审委会成员对其发表的明显不负责任、明显违背法律规定的处理意见承担责任;上级机关领导对案件进行插手、干预、施加影响压力等,导致案件作出错误裁判的,应视情况与主审法官共同承担责任。9

(四)完善过错追责制度,挤压工作失误与犯罪的责任真空地带。

应当全面完善法官办理案件的错案追责制度体系。首先应当明确错误案件的具体情形,排除出现新的证据、法律发生改变等情形,归责于法官的案件发改应限定于认定审判程序违法、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应当区别法官过失造成的错案与故意造成的错案,根据法官在定案过程中的过错程度、责任大小分别追究,故意造成错案构成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在行政问责范围内顶格处罚;过失造成错案的,应再区分过失责任程度分别处罚,其中对于法律司法解释有明文规定而适用错误、遗漏重要证据、无争议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向审委会汇报时遗漏争议焦点等程度的过失应认定为重大过失,可视为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事实认定、证据采纳本身存在难点或法律适用本身存在较大争议的,只要尽到将难点、争议如实向合议庭、审委会汇报的义务,若出现案件被改判主审法官不宜作为渎职犯罪追究责任。

明确法官办案权责的同时,应建立更加全面的刑事处罚之外的法官渎职追责手段,使行政问责的处罚力度与刑事处罚力度有机衔接,可建立诸如责令停薪学习、调离审判岗位、解除法官资格等有针对性的问责机制,结合年度考核称职评定、职务晋升、法官等级升降、行政记过、开除公职等常规行政评价手段,建立对法官渎职行为全面立体错追责机制。


   责任编辑:梁大宏  通讯员:丁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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